到底什么人喜欢读金庸
文·杨早
我在朋友圈转发柴春芽老师雄文《读过卡夫卡的人，怎能忍受鹿鼎记的粗鄙》（注：标题是编辑改的）时，特意把这段令人感慨的文字摘录出来：
我一个师弟评论道：“第一遍读金庸必须是小学初中，大学基本上没有看过就看不进去了。”
这个命题早就有人提出来过。但是我怀疑。早在1998年我就写过：“有人说接受金庸是个阅读时间早迟的问题，要从初中培养，大学就晚了。听来似乎有理，但无法解释四五十岁的学者也有迷金庸的。又有人说理工科学者更容易接受金庸，事实上研究金庸的都是文科学者。”（《京华书札第十》，《羊城晚报》）
那时我在北大读书，听见了一个惊人的消息：戴锦华老师不喜欢金庸！是的，她当面说：读不进去，觉得还不如《儿女英雄传》。之所以用“惊人”来形容这个消息，因为比较文学专业的年轻人大抵都是一付友邦惊诧的表情：不会吧？戴老师！
比较文学专业有位博士，叫宋伟杰，拿金庸小说作自己博士论文题目，出书的标题是《从娱乐行为到乌托邦冲动——金庸小说再解读》，是李陀主编的“当代大众文化批评丛书”中的一本。引用了那么多的西方理论著作和运用了规范化的学院派分析，大概是金学著作中理论性最强的一本。
戴锦华是宋伟杰的副导师。听说她在论文写作过程中就曾劝告作者：咱们是在写学术论文，不能老是一副“金迷”的架式。这说法很准确，《新周刊》对宋博士这本书有一个评价，说是不必被表面上的术语和名词吓昏了头，透过现象看本质，这还是一本“金迷”看金庸的书。
我们肯定得问戴老师为什么不喜欢金庸呀？她说“金庸的所有小说都可以一言蔽之曰：成长故事”。可是，这个论点在宋伟杰博士的书里同样存在。持同样的论点，宋博士仍然是“金迷”，戴教授则永远不会是。可见学术是学术，爱好是爱好，两者绝不混同。
金庸小说的接受史，说起来真是跌宕起伏。比如海外学者如夏济安、陈世骧特别欣赏金庸小说，或与流落异邦的家国情怀大有关连；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知识界的“读金”热潮，又与彼时的意气消沉若符合节。
1981年7月18日，邓小平接见了金庸，相见甚欢
如果有一篇硕士论文想讨论1990年代的知识界分裂，那么不用做“人文精神大讨论”这样的大题目，“如何评价金庸及武侠小说”就是一个很好的入口。其时的批判者有何满子、孙犁、袁良骏、鄢烈山等；赞赏者则有严家炎、钱理群、王一川、陈平原等。1960之后生人的学者里，喜欢金庸的居多，严厉批评的好像很少。
香港文学界老辈中，也有很不喜欢金庸的，如《香港文学》总编辑刘以鬯。
当时的作家里，王朔当然是大不以为然，还掀起过一场风波。王小波是喜欢的，有他的藏书展为证。还有一年，媒体报道，莫言元旦关在家中，读了四天的古龙武侠《绝代双骄》，对记者说：不可思议的想象力（大意）。
对了，率先提出为金庸争取诺贝尔奖的，好象一位是在美国率先主办金庸作品研讨会的刘再复先生，一是那时还在办《新语丝》的方舟子。
这样捋下来，我们似乎很难概括出一个答案，来回答：什么人喜欢读金庸？
我在1998的粗浅结论是：“据我观察，凡是欣赏取向靠近现实主义／精英主义／激进主义的人，大多数不喜欢金庸。主张无论何种文艺都必须坚持‘双为’方针的，也不喜欢金庸。”这个结论未必可靠，因为我们本来以为，金庸小说乃是民国武侠小说乃至通俗文艺的升级版，比较年轻的、与体制保持一定距离、乐于在传统现实主义写法之外有所开拓的写作者与批评者，应该比较容易接受金庸。然而戴锦华与王朔的态度告诉我们，敌人的敌人也未必是朋友。是否喜欢金庸，还有另外的某些决定因素。
以我自己的经验而言，年轻时确实极喜欢金庸，每部作品都读过15遍以上，而且还振振有词地告诉别人：第一遍读情节，第二遍读描写，第三遍读人物，第四遍读史观……云云，完全是一付自发将之作为经典来探研的架式。
人到中年回头看，金庸小说仍然不能摆脱类型小说的窠臼，大量运用巧合与极限情境，功能性人物也比较多，斧凿痕迹更是比比曾是。如果以通俗文学的眼光看待，这些都没什么问题，但如果要拔高金庸小说的文学意义，引发争议几乎是肯定的。
而且我后来看到了金庸小说的初印版（报纸连载随出随印），不能不说，金大侠花十年工夫来修改作品，绝对是将他小说的文学品格提高了不止一个档次。像《碧血剑》，开头全部重写，也说明金庸心里其实明白文类的差别。
不过，金庸小说是不是像汪国真的诗歌，郭敬明的电影那样，属于用完即弃的青春期补品呢？青春期需要的刺激，如热血，义气，爽，反抗权威，以身为天下先，还有对身体的开放想像，金庸小说里都不缺。然而仅仅是这些，那金庸确实该过时了。
前段时间回答了一个问题：“《基督山伯爵》这部小说放在现在是不是就是起点文的水平？”我的回答是：如果问题问的是《基督山恩仇记》，也就是《基督山伯爵》的影视版，那么这个问题大概成立。如果将这本书简化成一个故事，那确实没什么新鲜的。
然而为什么《基督山伯爵》还可以作为通俗之经典，一版再版？去年我还又读了一遍。
因为它里面有着丰富的社会细节，小客栈，法庭，贵族院，大剧院，狂欢节……大仲马与其他十九世纪法国伟大作家雨果、莫泊桑、巴尔扎克，担当着时代的书记官；
因为它使用了各种的叙述手法。时代在飞跑，但人们在很多方面的进步并不如想象那么大，或者在倒退也不一定。比如哲思，写作，艺术等等。《基督山伯爵》展现出的叙述手法之丰富，现在仍然是虚构或非虚构写作者的老师。
这两点用来评价金庸小说，同样适用。武侠小说的背景基本止步于清，因为实在没办法在热兵器时代还能维持江湖的内在完满。金庸小说中的社会背景虽然基于历史而非现实，但作者通过武侠故事，将史事，地理，风俗，人情，打成一片，让读者不知不觉之间，能获得知识与氛围感受——后者尤其难以通过系统学习获得。
《射雕英雄传》插图中的郭清与成吉思汗
而叙述视角与手法的变幻，也是金庸刻意求变的结果。金庸与古龙都有提升武侠小说的冲动，但古龙之变化显，而金庸之变化隐。像《雪山飞狐》，既有《罗生门》式的结构，又有两难的开放结局，类型小说中极为罕见。另外倪匡曾夸奖《天龙八部》中萧峰燕云十八骑冲上少室山的描写，有《水浒传》的况味：
“但听得蹄声如雷，十余乘马疾风般卷上山来。马上乘客一色都是玄色薄毡大氅，里面玄色布衣，但见人似虎，马如龙，人既矫捷，马亦雄骏，每一匹马都是高头长腿，通体黑毛，奔到近处，群雄眼前一亮，金光闪闪，却见每匹马的蹄铁竟然是黄金打就。来者一共是一十九骑，人数虽不甚多，气势之壮，却似有如千军万马一般，前面一十八骑奔到近处，拉马向两旁一分，最后一骑从中驰出。”
这一段是写群雄眼中的燕云十八骑，这样的视角变换，金庸小说里还有多处，确实得中国古代白话小说乃至书画等跨类别艺术“实不如虚”的三昧。
我自己倒是特别欣赏《鹿鼎记》结尾的一段：
韦小宝将母亲拉入房中，问道：“我的老子倒底是谁？”韦春芳瞪眼道：“我怎么知道？”韦小宝皱眉道：“你肚子里有我之前，接过什么客人？”韦春芳道：“那时你娘我标致得很，每天有好几个客人，我怎么记得这许多？”
韦小宝道：“这些客人都是汉人罢？”韦春芳道：“汉人自然有，满洲官也有，还有蒙古的武官呢。”
韦小宝道：“外国鬼子没有罢？”韦春芳怒道：“你当你妈是烂婊子吗？连外国鬼子也接？辣块妈妈，罗刹鬼、红毛鬼子到丽春院来，老娘用大扫帚拍了出去。”韦小宝这才放心，道：“那很好！”韦春芳抬起了头，回忆往事，道：“那时候有个回子，常来找我，他相貌很俊，我心里常说，我家小宝的鼻子得好，有点儿像他。”韦小宝道：“汉满蒙回都有，有没有西藏人？”
韦春芳大是得意，道：“怎么没有？那个西藏喇嘛，上床前一定要念经，一面念经，眼珠子就骨溜溜的瞧着我。你一双眼睛贼忒嘻嘻的，真像那个喇嘛！
在这段描写中，金庸突破了《书剑恩仇录》开始的汉人至上情结，而是戏谑地用“五族共和”来颠覆了韦小宝“反清复明”的合法性。
《鹿鼎记》是一部戏谑之书，而这个结尾将戏谑推到了顶峰，原因在于这位“五族共和”的结晶韦爵爷，也实在不是中国传统儒家道德中推崇的“侠之大者”，而是如陈寅恪笔下的元稹，是转型时期大获其利的无底线聪明人。
金庸在《鹿鼎记·后记》里劝读者说：韦小宝讲义气，这个可以学，其它不要学。在这里，鲁迅创造阿Q式的国民性批判，终于变成了韦小宝式的集大成于一身——在皇宫与妓院这两个最黑暗地方长大的不学无术的小混混，却同时担当了权力争夺、民族冲突与中外矛盾的枢纽人物。
在中文语境里，我们还应该注意一点，即金庸小说的人物几乎已经成为民族文学记忆的一部分，这是没有办法的事。二十年前，大众读者闷头看书暗爽，知识分子大谈金庸小说中的释道佛意象。二十年后，金庸小说
50 30441 50 15289 0 0 2259 0 0:00:13 0:00:06 0:00:07 3220在60后至80后这三十年出生的各路写手之中，变成了“有眼皆识，无文不征”的无穷资源。讽喻时事大局，探讨职场策略，分析男女情感，求索人生态度，金庸都好用得很，一旦征用了他老人家笔下人物，十万加可期。
如果拿“小说体贴世道人心”作为一个标尺，那么《红楼梦》之后，确实很难再有长篇小说，与金庸小说可以相提并论。像《白鹿原》《生死疲劳》这样的作品，用于分析农村社会尚可，与都市社会便格格不入。唯有金庸，上至越南国会，下至动漫游戏，随意打开，就是一个予取予求的形象世界。
知乎上的热门问答在讨论武松与萧峰谁杀虎杀得好，民俗学者关注的是“杀嫂”为什么成为中国古典英雄的常见动作……作为小说阅读的奇迹指数，新一代的圣经《哈利·波特》也不一定能比得上。
所以，到底什么人喜欢读金庸？仍然是一个无法标签化的谜题。